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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经济正行走在 “弱增长 + 高波动” 的钢丝上。从贸易摩擦到货币格局，从企业生存到地缘风险，每一个问题都关乎普通人的钱包与未来。
贸易保护主义正成为全球经济的 “拦路虎”。当前贸易战成本已清晰显现，越南、瑞士等出口依赖型经济体受冲击最大，调研预计 2026 年其 GDP 损失将达 1.3%至1.4%。美国虽通过贸易路线转移暂时缓解影响，但代价正在累积，2026 年年中通胀或因关税上涨 0.6 个百分点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全球贸易增速的断崖式下滑。数据显示，全球货物与服务贸易增速将从 2025 年的 2% 骤降至 2026 年的 0.6%，这一增速创下近十年除疫情外的最低水平，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几乎消失。
全球已正式进入温和滞胀阶段，”增收不增利” 成为普遍难题。调研预测，2025至2026 年全球 GDP 增速将分别降至 2.7%、2.5%，而通胀率仍将维持在 3.9%、3.5% 的高位。这一 “低增长 + 高通胀” 的组合，较 IMF 此前 3.2%、3.1% 的增速预测更显严峻。
发达经济体表现分化特别明显。美英通胀持续高于 2% 的政策目标，美国通胀甚至可能在 2027 年仍超目标线；欧元区通胀虽逐步向 2% 靠拢，但复苏基础脆弱。消费端已率先承压，欧洲家庭即便有储蓄缓冲，消费复苏仍乏力，美国消费也将受关税推升物价的直接冲击。
主要经济体央行正面临 “政策两难”，行动步调严重分化。美联储政策路径相对清晰，预计到 2026 年年中再降息 3 次，终端利率将降至 3.25%至3.50% 区间，同时基本结束量化紧缩进程。
欧洲央行则暂停降息步伐，观望通胀与增长的平衡；英国央行动作更缓，或要等到 2027 年才将利率降至 3.0%。最特殊的是日本央行，正开启加息周期，2027 年终端利率或达 1.5%，结束长期负利率状态。这种政策分化将加剧全球资本流动波动。
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出现裂痕。2025 年欧元对美元的贬值中，有三分之一与 “去美元化” 趋势直接相关，但美联储与欧洲央行的政策差异仍是主导汇率变动的核心因素，占比达三分之二。
尽管挑战增多，但美国仍凭借经济基本面吸引大量外资流入，这成为支撑美元的关键力量。调研判断，欧元对美元汇率短期内将保持稳定，但地缘政治冲突、美国国内政策转向等政治因素，可能成为加速美元走弱的 “黑天鹅”。
财政主导下的利率上涨已成为全球共性问题。英国 30 年期国债收益率已攀升至 1990 年代以来的高位，各国央行被迫通过调整量化紧缩节奏稳定市场秩序。
作为重要财政支出领域，欧盟 “欧洲重整军备计划” 进展不及预期。虽计划四年投入 8000 亿欧元，但受生产能力限制、内部合作不足等影响，2027 年前国防开支或仅增长 10%至20%，占 GDP 比重达 2.3%-2.5%，对 GDP 增长的贡献仅约 0.2 个百分点，远低于市场初期预期。
高融资成本正持续挤压企业生存空间。为应对压力，企业纷纷采取提升运营效率、延长债务期限、探索私募信贷等自救措施，但仍难改整体承压态势。
数据显示，全球企业破产数将在 2025 年增长 6%，2026 年再增 4%，并于 2027 年达到峰值。从行业看，中小企业密集的服务业、对利率敏感的房地产业受冲击最大，大型企业虽抗风险能力较强，但盈利增速已普遍放缓。
全球资本市场暂未出现全面泡沫，但结构性差异显著。美国股市估值虽处于高位，但有 15% 的长期盈利增长预期作为支撑，不过涨势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，其估值严重依赖人工智能发展预期。
这种 “少数赢家通吃” 的格局暗藏风险。若 AI 技术突破不及预期或监管政策收紧，可能引发科技股估值回调，进而传导至整个资本市场。相比之下，新兴市场股市估值更具韧性，但受外资流动影响更大。
新兴市场正呈现 “强者恒强、弱者承压” 的分化格局。亚洲出口国凭借产业链优势，在美国市场的份额持续提升，成为新兴市场中的 “优等生”。中国经济增速虽有放缓，但通过政策支持提振内需的空间仍存。
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阿根廷、巴西等拉美国家面临明显失衡风险，高通胀、高债务、政治不稳定等因素相互交织，使其在全球经济波动中抗风险能力薄弱，随时可能引发区域性金融动荡。
欧亚集团提出的 “G0 世界” 概念，精准概括了当前地缘政治对经济的影响。所谓 “G0 世界”，即缺乏真正的全球领导者，有能力承担领导力的国家无意愿，有意愿的国家缺乏能力，导致全球治理真空。
这种混乱状态直接加剧经济风险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、地缘冲突频发，再叠加 2025至2027 年多国迎来选举周期，政策不确定性将达到新高，成为抑制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。外层空间、海底等全球公域的管理缺失，进一步放大了潜在风险。
全球政策协调的缺失，使经济应对冲击的韧性下降。各国政策立场的分歧和快速变化，可能引发资产重新定价、汇率剧烈波动及资本无序流动，尤其对债务困境经济体构成致命冲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