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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边是近五成家庭嗷嗷待哺的托育需求，另一边是全国仅 7.86% 的入托率，还有 46.7% 的托位空着没人用。这种 “家庭送托难” 和 “机构收托不足” 的矛盾，像一块大石头压在千万年轻父母心头。
调研显示，超三成 3 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想送孩子去托育机构，而第三方调查的比例更高，近 48.5% 的家庭明确有托育需求，还有 35.71% 的家庭表示未来可能考虑。2024 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达到 60%，属于世界最高之列，比美国的 57%、日本的 55% 都要高。职场妈妈们要上班，可孩子谁来带？这成了绕不开的难题。
可需求再迫切，也架不住现实的阻拦。最大的拦路虎就是钱。2023 年中国每孩每月平均托育服务收费 1978 元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居民月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60.52%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普通家庭要拿出一半多的月收入，才能让孩子进托育机构。而家长们能接受的价格区间呢？近 40% 的家庭希望在 1001至1500 元，能接受 501至2000 元区间的合计才 83%。超过两成的家庭因为付不起托育费，直接放弃了送托的想法。一线城市的压力更大，每月托育费能达到 5500 元以上，普通工薪家庭根本扛不住。
除了钱，家庭自身的育儿能力也在下降。2020 年中国男女平均初婚年龄分别是 29.38 岁和 27.95 岁，近几年还在往上涨。结婚晚了，祖辈年龄也大了，身体和精力都跟不上帮着带孩子。再加上独生子女家庭多，平辈之间能互相帮忙的也少。过去那种多代同堂、众人帮着带娃的场景，现在越来越少见。不少老年人还想着退休后享受生活，或者担心和年轻人育儿观念不合产生矛盾，也不愿意深度参与孙辈养育。
中国的产假和 OECD 国家、金砖国家比起来差别不算大，但育儿假就差远了。中国育儿假大概就 2 周左右，而 OECD 国家平均有 32.3 周，俄罗斯更夸张，带薪育儿假能有 1.5 年，无薪的甚至能到 3 年。这么短的育儿假，让刚生完孩子的父母根本没法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找到平衡。产假结束回到工作岗位，孩子的照护问题立马就冒出来，很多妈妈只能被迫辞职，或者找亲戚帮忙，托育机构成了无奈之下的备选，却又因为各种原因难以实现。
更让人纠结的是观念问题。少子化让家长对孩子看得格外重，总担心孩子在托育机构受伤、缺乏安全感、频繁生病，宁愿自己辛苦点也要亲自带。相关研究表明，高质量托育机构里的婴儿，安全依恋和长期情绪调节能力并不比居家养育的孩子差，而且托育儿童和多子女家庭的孩子，长期免疫力、抵抗力还更强。可道理好懂，真要把孩子送出去，家长心里那道坎还是很难过去。
再看看国外是怎么做的。瑞典公共财政承担 80% 的托育费用，孩子越多费用越便宜，4 孩及以上还免费。法国根据家庭收入和孩子年龄给补贴，低收入家庭能拿到更多支持。日本专门设了儿童家庭厅，统筹儿童福利、家庭支持和育儿假期。这些国家的托育入托率都很高，荷兰、韩国、挪威、法国等都超过 50%，OECD 国家平均也有 35.88%，和中国的 7.86% 比起来，差距一目了然。
国内也有一些城市在尝试突破。上海把学前教育和托育服务整合立法，让教育部门统筹管理，现在开设托班的幼儿园占比近 80%，托位利用率超过 90%。济宁让国企牵头做托育，把托育价格降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31% 以下，还建成了 29 个托育示范点。深圳则搞分阶段、分级补贴，乳儿班补贴最高，还推动 “15 分钟托育服务圈”，95% 的社区都覆盖了托育服务点。这些地方的尝试，让大家看到了托育行业改善的可能，但要在全国推广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千万家庭的托育需求就摆在这儿，如何把需求变成实实在在的服务，如何让年轻父母不用再在工作和孩子之间做艰难选择，这需要政策、机构、家庭一起努力。毕竟，孩子的成长等不起，年轻父母的焦虑也不能一直拖下去。
